文/记者  谌彦辉

在北京，一些学者正尝试建立“中国民情监控系统”—一个测度和应对社情民意波动的预警机制。当真实的信息被收集上来，该系统会做出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判断和分析，还会指出“民心所向”，或者发出“民怨沸腾”的警告。

这些学者出自中国社科院相关研究所。他们说，建立“指标体系”，其目的是对社会中的矛盾、冲突和风险及时反映，让决策层真正掌握社会中不稳定的相关信息，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征兆，在社会张力到达爆发前提出预警。

参与学者打算定期发布社情民意，公之于众。他们主要涉及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调查，突破政治禁忌，特别是对一些敏感话题大胆发问。这样，“每天有多少起群体性事件，有多少地方在罢工，多少人下岗”，这类数字不再视为“国家机密”，老百姓对政府的评价，对国家政策的看法等这类话题，都会上升到台面。

民情监控有益社会和谐

筹建“中国民情监控系统”的一位学者说：“老百姓的情绪和意见已非常重要，稍不留神就出问题。社会必须具有早期预警机制。”

学者们构想的早期预警机制，首先，是社会运行的监测机制，通过监测及时发现警情的征兆，准确把握警情的走向与发展速度；第二，是警报机制，当监测结果显示社会出现警情征兆时，立即向政府或公众发出警报；第三，是快速反应机制，即及时采取措施，以消除警源，抑制警情。

学者认为，社会风险、社会动乱的发生具有过程性与征兆性。用社会预警研究的术语来说，这种征兆其实就是警情、警兆。而社会领域有种种风险因素，为了便于监控，应设置指标体系。他们认为，社会风险形成与发生，一般通过若干变量特征表现出来，当这些变量被界定为统计指标，那么，这些指标就成为测定社会风险的指示器。

其实，早在1980年代，大陆一些学者已开始建立社会预警的“指标体系”。他们将一系列比较敏感而对经济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指标组成体系，进行动态分析，以及时发现社会和经济问题。

其中，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一直试图建立一个社会风险指标体系，以估量人们承受社会损失与痛苦的程度，并引起政府干预与社会行动。1980年代中期，宋林飞曾第一个撰文发出社会风险的警告。宋曾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,是高层器重的学者之一。

1989年，宋率先提出“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”（SREWS），这个系统包括痛苦、腐败、贫富和不安4个指数。有学者当时提出，该系统应包括更多方面的指标：社会痛苦指数，社会挫折指数，腐败指数，贫富指数，社会不安定指数，社会骚动指数与社会对骚动的反响指数等7个方面。据此，社会风险计量值分为6级，级数越高，社会风险越大。当风险值达到4级时，预警系统会及时发出警报。

1999年，宋林飞又设计出“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”，分7大类40个指标，包括18个警源指标、10个警兆指标与12个警情指标。其中，收入稳定性、贫富分化与腐败列为警源指标，失业与通货膨胀列为警兆指标，社会治安与突发事件列为警情指标。这些指标所指涉的内容，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风险的根源、征兆或表现。

在此基础上，宋对预警系统的各个指标进行量化处理，并设置了各个指标的5级计分法与4个警区，用“绿、蓝、黄、红”灯分别表明“轻、中、重、巨”警级。当总警级进入中警区（蓝灯），政府部门应密切关注，一旦红灯亮即付之行动，化解矛盾，缓和紧张局面。

眼下在江苏，宋林飞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力创办了“社会风险与保障研究基地”。

今年“两会”结束，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宋林飞回到南京，准备在江苏试点运行“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”，以作为构建“和谐社会”的一种助推。

“指标体系”难获认同

在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柯惠新看来，学者们建立的“指标体系”很难获得认同。

柯长期以来致力于民意调查方法及技术层面的研究。类似社会学者的“指标体系”，她和同仁曾试图在广播电视系统建立节目指标评价体系，仅指标体系可行与否的论证，就争执了好几年。又如，学者们也曾尝试建立一个“指标体系”去评价高校。结果，该体系包罗万象，莫衷一是。

柯感触地说：“建立节目指标体系就复杂，何况是针对社情民意。”

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认为：“针对社情民意，建立一套‘指标体系’，目前全世界都不存在那么‘浩大’的工程。”

袁岳分析说，民意调查都是针对具体问题，侧重于民众对具体问题的看法。而学者们建立的“指标体系” 近似于“乌托邦”，只是一厢情愿。袁岳认为，民意是多元化的，绝大部分民意是和个人生活圈有关。牵扯到国家，比如台海战争、中日关系及国家制度建设等，其实离他们很远。“老百姓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状况做出回答，而是对生活中的一些具体事情发表看法。”

他甚至认为，“社会风险预警系统”是根本不存在的，学者们的研究方向有问题，其一，民情监控的综合性、宏观性本身不符合民众的思维方式；其二，民情监控根本没有运作机制，无法施行。

对此，宋林飞不以为然，“社会风险是一种客观的指向、趋势，民意调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。” 他说，社会风险“指标体系”已经能够从经验数据得到证明，它是社会运行的一个“安全指标”。

宋研究“社会风险预警系统”近20年，期间公开发表多个“指标体系”，也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内参，其后不断有学者响应。他表示，如何转化为实际操作，这有一个过程。

缺钱，更缺需求

“除了信息资料，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。”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力说。中国社科院学者在“中国民情监控系统” 筹建过程中同样遭遇经费问题。

盖洛普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郭昕介绍，为保持中立性，盖洛普公司也要自己掏钱去做民意调查。盖洛普民调的招牌是美国大选。每做一次美国大选，大约是10万美元。“你的报告可以卖掉一部分，但收入是非常小的。”郭说，盖洛普民意调查的营业额只占总营业额的1%-2%，这一部分几乎没有赢利。

但它是一块招牌，确立了机构的公信力。盖洛普把这套方法沿用到企业管理、产品市场等领域。这就是说，盖洛普民调资金来源主要是公司的商业咨询活动，只不过品牌是民调树立起来的。

郭昕说，民调报告主要卖给新闻媒体，美国政府也会购买。目前，民意调查最重要的购买者是媒体、政党、利益团体、军队、总统、联邦部委。民意调查在美国一年创造的价值大约是270亿美元。2002年，中国的民意调查行业，包括消费者和公众研究在内的整个产业只有约25亿元人民币。中美GDP之差为1：8，而在民意调查投入的差距为1：90。

到目前为止，中国民调资金一般由政府投入，一些调查公司也可能争取出资方，企业出资是做商业咨询。柯惠新说：“基本上是谁出了钱，才能去做。”

零点调查公司每周向全球八个语种的媒体，至少提供2-3项有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发展的研究报告。大陆媒体上能看到的民意调查80%来自零点。但袁岳仍表示，零点民调最大的问题是资金。

袁岳介绍，目前，中国的民意调查基本上是针对出资者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的专项研究。如果以商业咨询公司的身份向社会供给民调，袁说，这会有一个问题—我为什么要养它？政府甚至会认为民调公司有政治企图。

“中国民情监控系统”的筹办者也计划以公司形式经营，但因为调查报告涉及“敏感领域”，主要消费者是政府，他们担心“到时候政府非但不购买，还可以压住报告不准公布。”

“社会风险预警系统”是宋林飞承担的一项国家重大课题，现在已进入实际操作，“政府支持力度却不够”。起初，他们设想由政府投入并购买，但政府最近不断投资官办民调，却非这套预警系统。

事实上，学者们所建立的“指标体系”多是一些“负面指标”，更多呈现社会恶性运行的状况。“我花钱雇人讲自己的坏话，谁愿意做这种傻事。”朱力说，“这套预警对整个社会有好处，对当地政府可能没什么好处。”

“这个指标体系一定要政府支持，政府不支持，民间就搞不起来。”朱力说，预警系统的主要消费者是政府，政府不感兴趣，国外研究中国的“脑库”却求之不得。

一些境外研究机构对学者们建立的“指标体系”兴趣颇浓，主动提供资金，但碍于政策限制，学者们只得作罢。

尽管资金是一大问题，但宋林飞现在最担心的是，预警系统是否预报准确，“搞不好就可能有政治风险”。政治风险最终当然不会由学者承担。一旦系统运作起来，无疑是谁出钱，谁来承担责任。这样，一些官员会认为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而支持乏力。

在北京，中国社科院学者们筹建的“中国民情监控系统”仍处于求证阶段。

学者们认为，当前的社会形势急需风险预警，但政府在这方面却需求不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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